没有了洋垃圾的资源再生企业，有的“出走”有的回归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闻靓他们在美国参股建设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工厂，将迎来盈利的第一年。

这一于2年前就开始布局的出海之举，正是在我国逐步禁止进口洋垃圾后，资源再生企业做出的应对。按照规定，今年1月1日起，我国将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境外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作为固废产业综合服务商，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闻靓告诉记者，以往美国当地的电子废弃物主要是直接出口到中国回收，禁止后就只能在当地处理，而当地并无这样的处理厂。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直接促使能提供完整设备和技术的他们“走出去”建厂。

按照公司原本的计划，闻靓他们还会在美国多地铺设工厂，也已申请了当地政府的资质许可。只是疫情的蔓延，让他们在海外的开拓步伐放缓。

和闻靓他们的方向相反，近年来去东南亚等国建立回收处理厂的不少企业，正在陆续开启回国之旅。

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委会常务副会长范育顺对记者表示，目前协会收到的反馈是，大约50%~60％赴东南亚等地投资的再生塑料企业都是亏损的。亏损的主要原因，除了疫情的影响，还包括没有优质的原料、高额的通关费用、没有熟练工人，以及中企本身也并不那么适应当地的环境等。

没有了洋垃圾的我国资源再生行业如何改变？企业是“出走”还是回归？在快速提高的淘汰率和集中度面前，行业的发展路径也在越来越完善的规范和体系中变得清晰。

企业流动地图

范育顺同时还是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洋垃圾”禁令颁布后，为了解决原材料的不足，该公司已于2018年9月在日本成立了再生塑料公司，专门从事特种高分子塑料颗粒加工。

范育顺表示，中国此前约有1200家工厂进口外国塑料垃圾，如今三分之一的工厂改行，三分之一的企业转迁到境外，三分之一的企业从事国内废塑料再生利用。除了部分转向东南亚的企业陆续转回国内，这一大体趋势基本呈现出再生企业的流动地图。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告诉记者，我国自2017年逐渐禁止进口洋垃圾后，的确有一批过去依赖进口的企业“走出去”以寻求原料。在我国禁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南亚进口废塑料的数量暴增，给当地带来了环境压力。2019年5月，废塑料被纳入《巴塞尔公约》的管控范围，该修订要求“出口国在运输受污染、混合或不可回收的塑料废物之前须获得接收国的同意”，也开启了各国对于洋垃圾的严格管控期，从而造成了去东南亚建厂的中企再次面临原料不足的局面，“很多又回来了”。

王永刚认为，在这样的改变中，全球固废的“属地化处理”格局越来越明显——谁产生谁处理，将成为明确的趋势。

这也让看中当地固废资源的企业有了长足发展的机遇。

2021年1月起，日本开始限制生活来源的废塑料垃圾出口。范育顺告诉记者，当地的废塑料再利用行业也开始完全依靠本地的回收和处理，“日本是很急迫地邀请我们国内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去那边建厂，参与回收可再生处理”。

根据闻靓的观察，在中国禁止洋垃圾进口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也开始从最初的观望，变成愿意投入和参与到固废末端处理的行业中。“当它们看到属地化处理变成了大势所趋，当地的再生行业就会发展起来”。

与行业变化对应的，是海外市场的巨大缺口。中科院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数亿吨塑料废弃物中，只有约35%进行了回收，约12%进行了焚烧或裂解，剩下超过一半则在自然中积累，包括46%进行陆地堆积或填埋以及7%流入海洋。

按照王永刚的说法，美国废塑料属地化处理的比率不到10%，即使是日本，此前属地化处理的比率也不过20%左右。

对国内资源再生企业而言，一方面，我国拥有国际领先且高性价比的资源再生处理设备及技术；另一方面，洋垃圾进口叫停后，我国企业的处理能力也处于过剩状态。因此，持续深耕国内市场，加强当地固废回收和处理能力的同时，中企的国际化布局也是关键出路。

资源再生龙头受益

随着洋垃圾禁令在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颁布，国内外行业洗牌加速，资源再生龙头企业受益明显，定位中高端的再生设备企业的发展也在近几年提速。

江苏贝尔机械销售总监金大斐告诉记者，再生设备占公司总体营收的40%，其中出口的比例约为65%。自2017年以来，公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量持续增长，2019年，相关业务同比增加了30%左右。

“2019年，我们接连接了几家全球环保巨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订单。洋垃圾禁令，倒逼这些国家属地化处理的转型，为了避免废塑料的二次污染，正规企业开始更多采购高端设备。”金大斐说。

闻靓表示，如果撇开疫情的因素，公司2020年在海外的营收原本会有40%～50%的增长。2020年海外的营收与往年基本持平。

此前长期以欧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他们，在疫情的大考之年，则迎来了内销市场的爆发，内销规模首次反超了出口。

“2019年我们的国内销售不到5000万元，2020年翻倍增长，预计2021年的增幅也将在70%～80%。”闻靓明显感觉到，国内的市场加速淘汰了小作坊，正在进入整合和集中化阶段，由此催生出了对于高端设备的更大需求。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告诉记者，兼容性较好且产业链完整的中国再生设备长期占据全球超过80%的市场。

国内再生体系待完善

2020年是禁止洋垃圾入境、推动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官之年。截至2020年11月15日，我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为718万吨，低于1000万吨，同比减少41%，与颁布方案前的2016年（4655万吨）相比，下降了约85%。走私入境的非法“洋垃圾”更是被拒之门外。

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国首例涉“洋垃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138.66吨“洋垃圾”铜污泥乔装成“铜矿砂”进口被海关当场查获，105余万元的处置费用由所有侵权人共同赔偿。

上海高院资源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不仅确立了裁判规则，而且还破解了“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同时促进了“洋垃圾”进口的源头治理。

这被业内视为国内海关对于原料进口管控趋严的信号，也倒逼那些瞄准中国市场出口的再生材料企业转型升级。

王永刚认为，洋垃圾的全面禁止，将对国内的回收再生行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不管是国家的监管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还是个人的环保意识，都在发生变化。

然而，蒋南青提出，2021年影响回收企业发展的，仍然是来自新料的冲击和竞争。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新料产量增大，性能更高的新料价格与再生料价格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土地与人力成本高企，这些都让再生企业的经济动力降低。

“以前回收行业是自发形成的能赚钱的市场，但现在这个市场变得不那么挣钱了。所以需要政策鼓励，法律法规也都要跟上。” 蒋南青提出，我国还有待从政策与法规层面建成完整的体系去鼓励再生行业的规范发展。

王永刚认为，国内废塑料的回收比例已经达到了30%以上，这在国际上属于较高的水平。要想进一步突破，需要做到塑料完整流向的监管，但因为环节众多、用途广泛，产生废料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国现有体系尚无法完全监管。

蒋南青建议，再生企业加速规模化的同时，还要扩大再生原料的应用范围，进而促进企业不断提升再生产品的技术。

“我们正在考虑更好的模式，比如借助互联网技术把个人的行为量化，让再生资源的回收跟国家的碳中和与减排目标高度关联起来，尤其是消费品。”蒋南青表示，一旦有了可量化的衡量标准，企业的动力将会更加充足，监管部门也需要更精准地把握回收效果，从而出台更有效的政策。